当前，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新高潮，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招才引智的过程中，如何正确领会中央的有关精神，正确贯彻有关部署，吸引更多有用之才？应该采取怎样的有效举措，让引回来的高层人才“留得下、干得好”，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围绕这些问题，本版推出这组稿件，敬请读者留意。
“水土不服”,是在海外学习、留学多年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后的普遍感受。如何创造更好的环境，让高薪聘请回来的海外高层次人才留得下、用得上，真正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当其时、各展所长？伴随着以“千人计划”为代表的各种招才引智工程深入实施，这一问题愈加引起各方的高度关注。
日前，科学网在京举办“国家高端人才研讨会”，邀请包括多位院士和“千人计划”科学家在内的新老“海归”们，建言献策。
改进学风让科研回归本源
“包括‘千人计划’在内的科技海归，回国之后除了做好科研，还需要做什么？”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在发言之前，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在饶毅看来，这并不是一个伪命题。他认为，科技海归，特别是高年资的科学家、教授，还应肩负起另外一个使命：把国外好的规矩带回来，从自身做起，为改进国内不良的学风、净化学术净土、培育健康的科研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触，就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包括学术界，唯利是图的功利化倾向非常突出，远离了科研追求志趣、探求真理的本源。在一些高校和科研院所，把搞科研异化为追求经费，而不是要经费是为了做一个事情。”
他举例说：当问起一个学术带头人“你准备干什么时”，对方的回答是：“你给我多少钱？”
“这种情形时有耳闻，说明整个导向是有问题的。如果你这样做，我也这样做，问题就很可怕了。”
饶毅还列举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
本位主义严重，缺乏合作精神。无论是申请课题还是评审院士，一些部门和单位不是以学术水平为标准、以拿出科研成果为目的，而是着眼于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导致恶性竞争激烈，合作很难进行。
缺乏自信，盲目跟风。在确立研究方向时往往眼睛老盯着国外，看国外在研究什么就自己也搞什么，没有自己的判断和定力。
缺乏真正的学术批评。在学术上要么是讨别人的好，要么是只说别人的好。学术讨论往往演变成对人身的攻击，如果两个人的意见不一样，很容易成为冤家对头。
任人唯亲。在招聘人才时，要么只招自己的同学、学生；要么武大郎开店，招进的人不光比自己学问差，年龄还要小……
“这并不是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国内也有许多人在致力于学风的改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一直有这样的人。从事‘两弹一星’研制的前辈科学家，就是很好的榜样。”饶毅说，“目前引进的许多科学家在国外学术界做了很长时间，应该把国外已经形成的标准、学术规范和学术风范带回来。不管做院长也好，做教授也好，应该在自己的实验室、系科里面，推动良好的学风的形成，而不是‘入乡随俗’甚至是变本加厉。”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清华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千人计划”资助者施一公引用了《晏子春秋》中的这则典故，他说，环境、风气对人才成长、发展的深刻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后，在脚踏实地做好自己分内工作的同时，还应从我做起、以身示范，参与到整饬学风、重塑科研文化的过程中来。”
改革体制为科研人员松绑
目前的科研体制，特别是项目评审和科研经费使用上的不合理现象，浪费了科研人员的精力、束缚了科研人员的手脚，令许多老“海归”忧心忡忡。
“我现在一天平均能有三四个小时安下心来做研究就不错了。其余的时间干什么去了？为了养活课题组而不停地申请项目，写各种各样的经费预算，应付接二连三的检查。”10多年前从日本回来的中科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陈杰说，他的课题组有20个工作人员、30个学生，每年要交的水电费和房租就有100多万；此外，还要给大家发绩效工资。我们每年都要拿出相当时间和精力用在申请项目上，很难按照自己的思路做研究。
“有关部门在项目经费使用上规定得特别死，大头都用来买设备、购仪器，花在人身上的少得可怜，跟国外的情形刚好相反。这样很难吸引、留住一流的人才，最后的结果是二三流的科研人员使用一流的设备，怎能指望做出一流的成果？改革开放30多年了，但我们的科技管理体制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背离了科学规律。” 陈杰说。
中科院科技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的李真真研究员说，许多海外人才通过“特殊通道”回国后，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他们本人在科研体制上水土不服，他们的孩子在应试上水土不服。海外人才的一次性资助用完后，就要加入到国内的项目竞争行列。“在这种体制下，每一个人都是围着项目走，围着经费走，很难根据本领域的前沿变化确定、开展创新性研究，眼睁睁地错失良机。”
“回国工作这么多年，对科研体制中的弊端感受深切，既着急又痛心。”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研究院郭雷院士说，希望国家能像重视国家人才引进一样，下大力气改革科研体制、改善科研环境，因为这更具有根本性和长远性。“最迫切的有两点。在国家层面，应尽快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减少低水平重复和恶性竞争；在部委层面，应加快相关部门的职能转变，把工作重心从管理具体的项目，变为营造公平、公正的政策环境。”
因人设“庙”设立人才特区
学风的改变，体制的改革，都不可能是一朝一夕之功。在现有环境下，在强调“融入”的同时，是否还有别的妙招，让海归们心无旁骛地做学问、搞？中科院计算所所长李国杰院士结合自己的经历，开出了一个药方：因人设“庙”，为真正的领军人才设立人才特区。
1987年李国杰从美国回来后，恰逢863重大科技计划启动，其中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成立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研制中国自己的高性能计算机。李国杰被国家科委任命为该中心的主任。虽然该中心挂靠在中科院计算所，但它却拥有独立的财权、用人权和研发的自主权，而且不用像其他课题组那样应付各种名目的检查。最终的结果，就是“老树发新芽”，李国杰带领一帮年轻人，研制出曙光系列高性能计算机，目前已占有国内30%的高性能计算机市场，摆脱了国外巨头对国内高性能计算机市场的长期垄断。
“当时还没有‘人才特区’的概念，但现在回头想想，国家智能计算机研究开发中心其实就是一个享有高度自主权的人才特区。”李国杰说，事实证明，这块试验田是搞对了。
他还举了近几年的一个成功范例——2005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中组部、科技部、北京市联合成立的，每年下拨固定的科研经费，采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和运行机制，成立虽然只有几年，但已成果斐然，在国际科学界声名鹊起。
李国杰建议，国家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时，在实行自下而上申报、海选的同时，从国家利益的高度出发，在需求非常迫切的战略领域，从国外物色、吸引真正一流的领军人才回国，实行倾斜政策，因人设“庙”，给予他们充分的自主权，让他们能不受现行体制的束缚，不受大环境的影响，安安静静地从事原始创新和高技术产业化。
“搞人才特区就不能怕别人说你吃偏饭或者是开小灶。”李国杰说，“如果怕听闲话、追求所谓的公平，就不会有今天的。科技创新需要解放思想、大胆尝试，在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方面，同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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