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调费率和保证待遇，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在保证待遇水平前提下，仍有一定空间为企业减负。
近日，一份研究报告指出，当前我国企业职工五项总费率过高，在列入统计的173个国家地区中列第十三位，引起多方关注。
前几年，也曾有过“我国社保费率太高，全球前十”的研究结果。对此，人社部已多次解释过，就社保费率简单地做国别对比和排序不尽合理。有的国家社保筹资通过一般税收的方式来实现，有的国家通过强制的商业保险进行，这些国家的社会保障筹资不计算在社会保险费率之中，拿中国的情况与之相比肯定不合理。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保障项目相对较少，覆盖范围较窄，表现出来的费率不高。
虽然不好说全球第几，但我国社保费率处于国际中等偏上水平，特别是其中费率偏高也是事实。养老保险费率高，有转轨因素。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部分积累制度模式，而在此之前已退休的“老人”和“中人”没有积累或积累较少，其“视同缴费”期间的待遇，需要通过现在的单位和在职职工缴费来弥补，推高了现行的养老保险费率。此外，为应对老龄化高峰的挑战，确保持续按时足额发放，也需要维持一定的养老保险费率。
然而，这种较高的社保费率的确成为企业不轻的负担。去年以来，国家已两次下调社保费率助企业渡过难关。给企业降成本，谁都没意见。但是，社保一头连着企业现实负担，一头连着员工未来保障。担心下调社保费率影响待遇水平也是难免的，如果收得少了，还能发得多吗？
下调费率和保证待遇，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游戏。在不影响参保者待遇水平前提下，仍有一定空间为企业减负。
社会保险制度自身的完善能够发挥开源节流的作用。扩大社保覆盖面、提高统筹层次、通过投资运营实现养老金保值增值，这些已经明确将逐步推出的改革举措能够增强收支平衡能力，为降低费率创造条件。目前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险的支出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总缴费水平不变的前提下，财政多支付一些，国企收益反哺力度大一些，企业和个人的压力就可以小一些，社保待遇也不会因此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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